最近几年，有一部老电影被标上“考公务员必看”、“官场教科书”等标签，豆瓣上的评分已经升到了瞠目结舌的9.4分，要知道常年排名影史前二的《教父》都只是9.3分。

这部电影就是黄建新和杨亚洲联合导演、牛振华主演的《背靠背，脸对脸》，即便在华语电影神作频出的1994年，也不逊色于《活着》、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、《饮食男女》。有人戏称它为“中国最棒的纪录片”，也有很多人为影片中展现的官场百态击节叫好，不过如果只是以权力争斗的视角来审视这部电影，就未免太小看它了。

黄建新导演曾表示这部电影因他“对中国的理解”而拍，他说：“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宋代以后，中国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就是实用主义……今天实用主义比那时更严重，为了个人的利益什么都可以做。政治不单单跟官僚阶层有关系，跟市民阶层关系更大，而且有时更恐惧。”

《背靠背，脸对脸》于家长里短中见社会万象，于生活百态中见人情世故，有气，更有大智慧，以小见大讲述到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。可以说，厚黑学和官场只是外衣，电影要讲的，最核心的东西还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造成的中国人在为人、处事上的种种“累”和“难”。本文也将从这个方面来解读这部电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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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建新的电影，一直以有趣且耐人寻味的片名给人暗示。《背靠背，脸对脸》最直观的理解就是“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”，在官场文化语境中可以进一步引申为“脸对脸的逢迎，背靠背的捅刀”，如果仔细想想，这个片名倒是概括了中国社会关系中的困境，而这种困境来源于一直延续千百年的传统价值取向。

电影中有两条故事线，主线围绕某市文化馆馆长换届的事情展开，已经当了3年代理馆长的王双立为坐上正位想尽办法，却在一次次阴差阳错中铩羽而归。当他决心隐退时，却又被上级召回重燃当馆长的希望。原来，多年来他失败的原因竟是因为徐副局长从中作梗，在徐副局长眼中王双立干得越好、越能干就越会增加局长的政绩，而徐副局长变成局长后，需要出成绩，精明能干的他才重新受到重用。另一条副线则更有象征意义和批判意识。老父亲想要孙子来传宗接代，为此不惜想把王双立的女儿搞哑，换准生证生儿子。本来强烈反对的王双立，在仕途失意后也赞同了父亲的想法。

表面看来，主线与副线似乎互不关联，但仔细分析，它们正是同一事物的两面，它们是人的精神与物质的最基本欲求。它们表现的都是中国人的基本目标问题。从传统观念来看，一个人的成功与荣耀，无非是子嗣兴旺与仕途发达。

影片中医生说出来的有句台词耐人寻味：“人就是这样，政治上觉得不行了，总得在生活上有个精神寄托。”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全片主题的点睛之笔，也可以看作是借医生之口开出的一个精神药方。经历双重打击后，两个老王家的男人达成了心理上的默契，老王拼着老命帮儿子扳倒小阎馆长，而王双立也顾不上仕途的风险，非法搞到了准生证。这两条在开头各自独立发展的线索渐渐交织在一起，并且越拧越紧。这个曾鸡飞狗跳到近乎破裂的家庭，在面对同一利益目标下，反而团结而和谐起来了，实在是黑色幽默。

有人说这部电影几乎没有一个好人，其实这是一种误读。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“全员恶人”的电影，所有人物都是受困于传统价值观和道德困境中的普通人，虽然用了不少小手腕，但并无太大过错，属于规则范围内的伪君子。王双立是个爱耍小聪明的能吏，而几次跌倒又爬起来，性格从开始的坦诚到中间的狡黠到最后的淡泊，呈现出了完整的“人物弧光”。老王、局长、何副局长、李会计、小阎馆长等人物，呈现出了一个个聪明而又狡猾、清高而又自私、阴险而又可怜的复杂、全员立体的性格。相信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，大多能从这些人物身上，看到自己现实生活中熟悉的影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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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活得太累了，因为老祖宗们告诉我们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”。追求事业的要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暂时落魄的要修身养性。处于顺境时，行的是孔子、孟子的入世进取之道，当失意时则遁入老子、庄子的哲学，以“清静、无为”的思想让自己心理平衡。

王双立作为一个最基层的官、最底层的知识分子，非常忠实地执行这一套传统的处世哲学。在电影的后半段，他认为自己不能实现仕途上(文化馆版的治国平天下)的理想了，他决心齐家修身，满足父亲传宗接代的愿望，生了二胎，勤练书法，在当地开始小有名气。即使遇到竞争对手失误的可乘之机，他也不为所动，阻止手下揭发小阎馆长与肖乐乐的桃色丑闻。他的人生与处世哲学与电影开始时判若两人，在“养性”方面颇有所成，似乎已经大彻大悟。

不过，黄建新在最后来了一个“神转折”，在电影的结尾，组织上派人来向王双立传达喜讯，王双立脸上又闪过了如电影开始时狡黠的笑容和眼神，这个开放式结尾让人不禁感叹，王双立是否真的放下或者只是伪装，而重回仕途顺道的他是否又回到以前的性格呢?

除了传统文化，中国人还有困境：就是价值取向单一、流动性不强的人情社会里，人们往往会违背本性随波逐流，也可以说是封闭环境下对人的异化。

电影中的文化馆被设置为一个封闭的空间，内里的各色人物生活于一个自管自治的微缩社会里，这个文化馆就是个小型的中国社会。各路人马围绕着桌子、油烟水、皮鞋、孩子、房子、工资等等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物，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大大小小的冲突。导演将人物挤压进这封闭的空间中，为一点可怜的欲望而争斗，甚至不顾两败俱伤，极度扭曲了各自的本性。

中国人历来崇拜权力、推崇权威，根深蒂固的官场文化是寻新求变的障碍，王双立们当然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。在那场为局长女儿专门举行的虚假考试中，王双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，让评委为所有面试者打了一样的分数，最终谁也没有录取。这可以看作是王双立对陈规陋习的一次小小反抗。不过更多时候，王双立处在一种崇拜权力、反抗权力之间难以取舍的矛盾状态，在连续落选馆长一职后，他认命了，知道自己“在上面没有根”。在无法反抗后，他选择了逃避，选择了随波逐流。

除了剧情，电影在场景设置上也别具深意。把文化馆放在了一所古老而宏大的古庙式会馆里，在各个故事段落之间，会馆的空镜头重复出现，而每次都配上了低沉阴森的音乐，不断烘托出它的封闭与威严。影片开始和最后都用俯瞰的远景，王双立渺小的身影不论是走进还是走远，都仿佛被高大古建筑随时吞没，从而完成影片的整体象征，这个古老的建筑既代表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观念，也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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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背靠背，脸对脸》改编自作家刘醒龙的中篇小说《秋风醉了》，原著小说叙述结构较为松散，着重表现人物状态和生活原貌，态度比较温和。而黄建新在电影里则进行了几处关键的改编，使影片表现出更尖锐、更深刻的批判性，如果说原著小说是点到为止，那电影成为了一把批判现实的“匕首”。

对父亲这个角色的改编突显导演的野心。小说中，王双立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父亲形象，是个老实巴交、与人为善的老好人，唯一的心愿是想要孙子延续老王家的“香火”。王双立自小母亲去世，父亲一手将其带大，父子之间情谊非同一般。但是在电影对父亲这个角色的人物维度进行了全面的塑造，黄建新导演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们以往写劳动人们都是善良啊勤劳啊，可是我们发现，实际上在我们生长的胡同里，常常那个最糟糕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普通、最老实、最善良的那个人。”

电影中的父亲是个复杂的形象，有更多算计和策略，也有自己的行为逻辑：想办法得孙子，帮助儿子当上馆长。他偶然得知只要孩子是残疾就可以再生一个，就让孙女喝掺了烟油的茶水，试图把她搞成哑巴，借此再要一个生育指标。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自导自演“修鞋”事件把儿子的政敌搞臭。传统的善良纯朴的父亲形象被刻画成工于心计的投机主义者，这包含了黄建新对传统文化中实用主义为先的讽刺和批判态度。

强化核心人物的性格特征。小说中王双立在失势的时候消极避世，但结尾再次反转之后，他立刻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，继续在官场“深造”。电影保留了这个人物“个人能力强，脑子活，做事周全、处世圆滑”等特点，去掉了小说中的一些缺点和邪气，使他成为有缺点但有底线的立体人物。电影还把小说中很多发生在其他人物身上的情节，都集中到王双立身上。比如，文化馆办了一次抗击水灾的影展，老马拍的一张照片中局长在救灾中却衣冠整洁，这引起了来参观的上级领导的不满。在小说中，这张照片是老马不经意放上去的，而在电影中，是王双立故意让人放上去的，这种改动强化了王双立深谙官场规则、处处是心眼的性格特征。

巧妙增减角色，形成叙事张力。电影删除一些叙事支线的人物，比如将小阎与小说中的第四任馆长老林合二为一，老林乱搞男女关系的事情嫁接到了小阎身上，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、故事情节更为集中，同样也节省了叙事时间。电影增加了摄影师猴子这个小说里没有的角色，猴子是后期戏剧冲突的重要人物，这个临时工角色是机关中的另类，不受重视，关键时刻又拿来背锅，让电影的叙事少了刻板和压抑，同时暗藏批判意识。诸如此类的改编还有不少，使两个小时的长度中，容纳了如此众多的人物及其他们之间的矛盾纠葛，几乎几分钟就出现一个小高潮，紧张激烈，十分好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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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建新导演非常善于以小见大、以浅见深、以平见奇，从细微之处、平凡之人、琐碎之事引发出关系文化、社会、国家的深层问题，剖析中国人性格特征中的复杂和弱点。

《背靠背，脸对脸》除了有深刻的思考，还有着一种冷静的幽默与谐谑，对现实生活中的陋习鞭辟入里，产生了国产电影中稀有的对比和错位，让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走向了它应得的神坛。